宋代医学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十分强调儒学，特别将其《惠民和剂局方》 
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医界甚至形成按证索方，不求辨证的通弊，这种情况 
越演越为普遍。故在金代的医学家不为宋代信条所惑，结合临床实际提出： 
 “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论点，对古方特别是局方提出质 
疑，认为要发展医学必须结合现实提高治病效果。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了 
著名的四大医家。刘完素 （1120—1200）提倡运气学说，强调：“不知运气 
而求医，无失者鲜矣”，认为传染病、流行病多由火热之毒而得，故主张多 
用寒凉药物予以治疗，并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剂，在治疗上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他被尊之为寒凉派代表。张子和 （1156—1228），提出：“古方不 
能尽治今病”的论点，批评了《惠民和剂局方》滥用温燥药物的弊端，认为 
疾病多因实邪所致，提倡：“邪去而元气自复”理论，故于疾病治疗多用汗 
法、吐法和下法，后世称之为攻下派之代表。他的学说源于刘完素而又有不 
同，使医学上的汗、吐、下三法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李东垣（1180—1251）， 
提倡“人以胃气为本”，强调“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在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上十分重视人体消化功能的保护和恢复。他的学术思想的形成，虽与其师 
张元素重视脏腑辨证有关，更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群众颠沛流离、食饮无常 
的生活环境和消化性疾病十分多见密切相关。由于他治疗多用温补脾胃之 
法，故后世尊之为补土派之代表。朱丹溪 （1281—1358），他在中医理论上 
提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认为用“古方治今病焉能吻合”，对滥用 
温燥药的《惠民和剂局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更撰《局方发挥》以纠其偏， 
故在临床治疗上强调“滋阴降火”之法，后世医家尊之为滋阴派。朱丹溪的 
学术思想和医疗技术对日本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于十五世纪成立“丹溪 
学社”，继承和发扬其学术成就。 
     以上四大医家，各成门户。著名于世的还有张元素、麻九畴、罗知悌、 
项昕、王好古、罗天益以及明代葛乾孙、倪维德、吕复、王履、戴思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