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69、1970年政治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恢复
1967、1968年连续两年的政治大动荡，导致社会经济连年下降。1969
年随着国内局势略趋稳定，国民经济开始恢复。
1969年4月，中共召开了九大，此后各项工作虽然仍在“左”倾方针指
导下进行，但是由于政治局势渐趋稳定，武斗之风渐趋平息，社会生活、生
产秩序开始恢复，因而经济也开始出现恢复的形势。
1968年底，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着手编制起草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
纲要 （草稿）》。1969年2月，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了这个草
稿，并把它发给各地边执行、边讨论、边补充。这次年度计划的制定，由于
当时强调批判“消极平衡”、“利润挂帅”等所谓经济领域中的“修正主义
黑线”，另一方面也为了向党的“九大”和建国20周年大庆献礼，表现“文
化大革命”成果，《计划纲要（草稿）》中的指标，绝大多数订得过高。但
是1969年的经济计划，毕竟是党和国家为扭转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结束国
民经济发展的无计划状态，而把国民经济重新置于计划经济的轨道上所做的
努力，因此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1969年国民经济开始回升。首先是工农业生产有所好转。1969年工农业
总产值2613亿元，超过了1966年 （1966年为2534亿元）。其中农业总产
值948亿元，超过了1966年 （910亿元）。工业总产值1665亿元，也略微
超过了1966年 （1624亿元）的水平。①
主要工农产品产量情况是：粮食4219.4亿斤，比上年增长10％，虽然
还未超过1966年，但已很接近，为1966年的98.6％。棉花4158.6万担，
比上年减少，并未达到1966年产量水平 （4673.5万担）。棉布82.1亿米，
比上年增长27.7％，比1966年增长12.3％。钢1333万吨，比上年增长47.5
％，仍未超过1966年 （1532万吨）。原煤2.66亿吨，比上年增长20.9％，
比1966年增长5.6％；原油2174万吨，比上年增长36％，比1966年增长
29.4％；发电量940亿度，比上年增长31.3％，比1966年增长13.9％。②
铁路货运量，1969年为123923万吨，比上年增长26.2％，仍未达到1966
年（131454万吨）的水平。财政收入，1969年526.8亿元，比上年增长45.8
％，收入大于支出9000万元，但仍未达到1966年558.7亿元的水平。基本
建设投资中国家投资，1969年为 181.6亿元，虽比上年有所增长 （上年为
103.79亿元），但仍未达到1966年水平 （1966年为188.3亿元）。社会商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6、162、163、242、245、244 页。
②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6、162、163、242、245、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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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零售额达801.5亿元，比上年增长8.7％，比1966年（为732.8亿元）增
长9.4％。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1969年比上年提高2.5％，比1966年提高
2.7％。全民所有制部门职工平均工资1969年为618元，比上年降低0.5％
（上年为621元），比1966年下降2.8％（1966年为636元）。①
由上可见，1969年国民经济比上年略有增长，虽然与1966年相比，大
部分产品和国家财政收入等还没有达到1966年的水平，但说明国民经济是有
恢复和上升的趋势。
1970年，政府在1969年经济初步恢复的基础上又采取了稳定农村的政
策、内地建设铺开、加快地方“五小”工业的发展，以及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下放企业）等措施，国民经济比上年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工农总产值达
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 （1966年为2534亿
元）。其中农业总产值716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工业总产值达2420.8
亿元，比上年增长30.6％。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也都有较快的增长，如粮食
4799.1亿斤，比上年增长13.7％；棉花4554万担，增长9.5％；钢1779万
吨，增长33.5％；原煤3.54亿吨，增长33.1％；原油3065万吨，增长41
％；发电量1159亿度，增长23.3％。②
此外，铁路货运量1970年为150359万吨，其中铁路货运量6.8亿吨，
比上年增长28.3％。国民收入1926亿元，增长23.3％，超过了1966年的水
平 （1966年为1586亿元）。国家财政收入662.9亿元，增长25.8％；基本
建设投资272.73亿元，比上年增加91.13亿元。③
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都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工农业主要
产品产量中，除部分农产品如棉花、花生等，产量尚未达到1966年水平外，
其他农产品和大部分工业品都已超过了1966年水平。
1970年也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
平，与第三个五年计划制定的主要指标（1965年9月方案）相比，基本上完
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
1970年国民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文化大革命”
仍在继续，“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仍占统治地位，并在发挥作用，又加上林
彪、江青一伙的干扰，因而经济进展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1）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1970年基本建设投资中，全国全民
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312.6亿元，比上年增长55.7％；国家预算
内投资272.73亿元，比上年增加83.13亿元。基本建设规模骤然扩大，使积
累率急剧上升，1969年国民收入中消费与积累比例，积累率为 23.2％，而
1970年则提高到32.9％。这样大的基建规模和这样高的积累率，都是当时经
济发展水平所难以承担的。积累率高，但是建成投产率却降低了。1969年基
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是18.1％，1970年下降为16.7％（1965年是
22.9％）。197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比1969年增加了457万人，其
中大部分是从农村中招收来的，形成与农业争劳力的情况。①
（2）内地建设过快，摊子铺得太大，超过国家经济承担能力，与整个经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06 页。
② 同上书，第16、149 页。
③ 同上书，第16、149 页。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23、25、354、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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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不相协调。如从基本建设计划安排上看，在全部预算内投资和大中型
项目中，内地建设均占60％左右，这个比重是历年来最高的。重点过重，挤
了农业、轻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同时过于强调抢时间、争速度，也给内地
建设本身带来问题。工程质量得不到保证，有些项目在建成后，不得不推倒
重建。
（3）企业下放问题很多。当时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下放企业并没有
达到扩大地方权力以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的目的。企业放下来了，
但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的办法并未改变，因此收效不大。另外，由于“左”
的思想干扰，在事先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在不长时间内，把一大批中央
企业、事业单位下放到地方，实际上是一哄而下，放下去后，中央和地方权
责分工不清，特别是将大批产销面向全国的大的工矿企业下放到地方，实际
上地方也管不了，还得中央部门代管，反而形成多头领导。另外，由于匆忙
下放，也打乱了原有的协作关系，影响工业发展。还有，盲目下放企业，也
使地方形成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倾向，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严重现象也造
成很大浪费。
此外，由于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经济效益也普遍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