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在本时期内，中国对外的政府间关系和
民间关系都有较大发展。同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关系不外乎是：相互之间在
反帝斗争中的支持，有关国家之间的经济援助和文化、科技方面的合作，重
要代表团的相互访问，以及签订条约和协定等。这段时间内，中国同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是稳定地向上发展的。但是，在
中国同苏联以及一些东欧国家的关系中，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大辩论所产生的影响是存在的。
1953年11月，朝鲜首相金日成访问中国，是朝鲜停战后确定中朝关系
一般发展方向的重要事件。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发表的公报表明，双方获致充
分谅解：“必须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的、牢不可破
的友好关系，从而保障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并保卫远东及世界的持久和
平。”双方还一致认为：两国之间必须奠定“经济及文化方面长期合作的基
础”。为此，周恩来和金日成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以及达
成其他协议。中国政府还决定从1954年至1957年无偿地赠送人民币8万亿
元 （币制改革后为8亿元）予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用。1958年2
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新的有利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从
南北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和平统一朝鲜的各项建议。1958年2月7日，
周恩来访问朝鲜，同朝鲜政府协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的问题。1958
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退完毕。中朝关系在一个新的基础
上继续不断发展。1961年7月，中朝两国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中规定：
“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
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
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至
此，中朝关系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中越之间，自印度支那战争停火后1955年7月越南主席胡志明访华时，
即确定了战后的两国关系的基本格局。在两国政府领导人的会谈中，双方表
示了，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危害印度支那和平的行动“必须予以制止”；
双方还表示了，对于对方国家的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完全的同情和支持。此
外，鉴于越南人民的困难，中国决定为修复和新建越南北部工业企业和交通
运输设备提供赠款和技术援助。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越关系是按
着这样的基本格局发展的。
1960年11月虽然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莫斯科会议上通过了“莫
斯科声明”，为改善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但是，苏联的
行动照旧，仍是坚持追求苏美平起平坐、主宰世界，因而反映到中苏关系上，
仍是坚持大国主义。于是，1960年在事实上成了中国同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
的关系的转折点。例如：1960年上半年中国仍派出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华
沙条约组织的政治协商会议，但在这之后，华沙组织以中国代表的级别不够
格为借口割断了它同中国的历来存在的正式关系；又如，以重要政府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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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访为例：1961、1962和1963的整个三年间，几乎连一次重要的访问都
没有，关系明显地冷落了下来；1963年，由于苏联政府对我敌视活动的加紧，
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了抗议。如：1963年7月4日，中国外交部给予苏联驻
华大使馆照会，就苏联政府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召回中国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
和研究生五人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对个别东欧国家，情形也是如此。
虽然，中国同苏联的国家关系已经相当恶化，但是，中国还是表示了改
善中苏关系的愿望。1965年2月中国《人民日报》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
条约签订十五周年而发表的社论中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忠实于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贯为维护和加强中苏两国的团结和整个社会主义
阵营的团结而努力”，“尽管现在中苏关系还笼罩着阴影”，“我们还要坚
持这样做下去”。
此外，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仍占中国对外活动的主要部分。这从
中国政府和社团同各国政府和社团签订的条约和协定的数字就可看出。1964
年同社会主义国家签订71个，同民族主义国家（包括未建交的）签订96个，
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包括未建交的）签订16个。而当时，民族主义国家同
中国建交的为31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为5国，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
为12国（包括1960年建交的古巴）。
在这期间，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计有14个。计：友好合作条
约或友好合作互助条约5个 （东德：1955年12月25日，捷：1957年3月
27日，匈：1959年5月6日，蒙：1960年5月31日，朝：1961年7月11
日），其中以正式缔结军事同盟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最为重要；通商或
通商航海条约6个 （苏联：1958年4月23日，民主德国：1960年1月18
日，阿尔巴尼亚：1961年1月2日，蒙古：1961年4月26日，朝鲜：1962
年11月5日，越南：1962年12月5日），其中都规定了缔约双方在通商和
其他一切经济联系方面 （或通商、航海和其他一切经济联系方面）相互给予
最惠国待遇；领事条约2个 （民主德国：1959年1月27日，苏联：1959年
6月23日）；边界条约一个（蒙古：1962年12月26日）。
中国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 在本时期内，这方面的关系有很大发
展。由于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更多国家所了解和接受，由于亚非
会议的召开，由于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向亚非国家频繁出访，阐明中国的对
外政策和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取得更多国家的同情和友谊，以及由于中国
一贯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立场等原因，在本时期内纵使曾经发生
过个别民族主义国家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对中国敌视的活动，但整个地
说来，中国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是持续向上发展的。除本章第三节已叙述
者外，需要指出，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国在同一些民族主义国家建
交的问题上，根据实际情况，并不一律地以对方先行断绝同台湾的一切官方
联系作为建交条件。因为，不少亚非国家是新独立国家，对于他们争取民族
独立的事业中国人民历来给予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同这些国家人民历来是
友好的。某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同台湾当局仍有着联系，这并不等于他
们要为美国“两个中国”阴谋作工具；相反，他们愿意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
系才是实际存在的趋势。因此，为了打破美蒋阻挠非洲和拉美各国同中国建
交的阴谋，中国对建交采取了积极态度。这就是，每当一个非洲新独立国家
出现，中国主动给予承认。并在继续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建
交方式和程序上照顾对方的具体困难。在对方还来不及割断同国民党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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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正式联系之前，中国也可与之开展一些官方关系。这样做扩大了中国国
际交往的阵地，打击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有的国家（如乌干达
等）在同中国建交之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这说明，中国具
体做法的某些改变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