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一边收拾行李一边问我。
“秋天的扎科帕内，另外……我再带你去一次奥斯维辛吧。”我说。
不久之后，我们站在了集中营门口。“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的牌子下站满了游客，人们从大门内外反复拍照，但少有人留影。这一片土地可能是世界上最少见游客微笑或比出V字手势留念的著名景点，它的历史天然地压抑住了相机的某种功能。
这是我第二次来奥斯维辛。上一次来的时候，恰是阴雨纷飞，波兰的田野里人们像球一样裹紧自己，我当时写道，无法想象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凭吊奥斯维辛。但这次正好是万里无云，夕阳打在铁轨上，反射出刺眼的光，一切披上了一层平静的外衣。
既然如此，我无意要故作沉重，历史无法遗忘，但并不意味着要让现实时刻拉长着脸。比克瑙还是那么宁静，又一个新的命题闯入了我的脑海：奥斯维辛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是更好还是更坏了？奥斯维辛如果存在，它真的改变过这个世界吗？
根据哲学家阿多诺的判断，“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走出奥斯维辛的人，会对自我的人性，以及所有一切由人创造的艺术与美产生自然而然的怀疑，凸显了史上最大杀人工厂变成遗址后的功用。
集中营往往还有另一个名字：“灭绝营”。作为灭绝人及其人性的场所，奥斯维辛在近五年时间内为纳粹德国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