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知几疑古惑经，欧阳修继承刘知几的传统，以反神学的疑古精神从事金石考据及古籍辨伪工作，促进了有宋一代疑古求实学风的树立和发展，发扬了我国古代历史考据学的优良传统。而司马光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用考异之法，辨别史料的真伪，参考同异，辨正谬误，也就是如他自己所说，"抉挞幽隐，校计毫厘"的极其繁杂的细致的史料考辨工作，以求得史料的真实可信，作为撰写《资治通鉴》的基础。《通鉴》的史料价值很高，就是因为它的史料绝大多数是可以相信的。这是对我国古代王充、刘知几等历史考据学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
　　三是史家三长之义。
　　一部《史通》，相当具体地阐述了刘知几关于史家才学识修养的意见。
　　关于史才，着重区分了文士之文同史文；关于史学，着重论述了博采与择善、② 《章氏遗书》外编卷一《信摭》。
　　③ 《章氏遗书》卷十九《庚辛之间亡友列传》。
　　① 《魏梁解（论）》。
　　辨伪的关系；关于史识，特别强调了直书，强调了通识的重要性。而且就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证。所有这些，对唐以后直至今天的史家都有深远影响。我们指出，章学诚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几这方面的思想，使他的史学理论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而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梁启超也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遗产。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设专章论史家的四长。他说："刘子玄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今天所讲，就是用刘、张二人所说的话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再说史书体例。刘知几的《史通》着重讨论了历史编撰，在这方面对后来的史书编撰工作影响至为深远。浦起龙说："继唐编史者，罔敢不持其律。"后世史家虽或"显皆其书"，而莫不"阴用其言"。浦起龙举出十例证明后世史家"阴用其言"。这就是："自其以编年、纪传辨途辙也，而二体之式定。自其以《史记》、《汉书》昭去取也，而断代之例行。自其斥《秦纪》于末帝之先也，而开创无冒越之篇。自其拟世家以随时所适也，而载记有变通之义。自其论后妃称纪或寄外戚皆非也，而传首始正。自其论篇赞复衍，更增铭体尤赘也，而骈韵都捐。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灾祥屏谶纬之芜。自其痛诋魏收之标题也，而称谓绝诞妄之目。自其以书地因习为失实也，而邑里一遵时制。自其以叙事烦饰为深诫也，而琐噱半落刊章。"①这十条例证，讲的都是历史编撰中关于史书体例的问题，尤其是纪传史的体例问题。它涉及于二体、断代之例、纪传诸体以及论赞、称谓等。这就是说，《史通》规定了纪传体体例的模式，使唐后史书悉遵其法。
　　平心而论，后世史家"阴用其言"者不在少数。应该承认，经刘知几对纪传史体例的论证，大家基本上采纳了他的意见，而有的甚至成为史家的共识，成为史家共同遵守的史法。比如，关于编年、纪传二体的形式问题，关于纪传体断代史诸体例的基本要求，唐后的史书基本上是按照知几的意见处理的。再比如，关于篇赞后的铭体，除个别史书如《旧唐书》外，"骈韵都捐"。上述情况，说明知几的史学见解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不过，这些影响也需要具体分析，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就好的方面而言，知几对以后的历史编纂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有益于史学的发展。在史料工作方面，主张博采、择善、辨伪。在史书体例方面，不仅指出编年、纪传为两种主要的体例，并予以深入细致的分析评论，使后来史家对史体的认识更加明确。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有关体例问题的建设性意见，要求史书体例谨严、合理，这对提高历史著作的质量是有帮助的。在史书的内容方面，以"记功书过，彰善瘅恶"为选材原则，在文史关系方面，强调文、史有别，不能以文藻损害了历史记载的真实。这些建议，丰富了封建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内容，推动了史学的发展。但是，也有不好的影响，其一，他往往以一种封建正统观念对待史书体例，使得他对史书体例的评论充满浓厚的正统思想，从而给后世史家带来不良影响。其二，他过分强调了体例，泥定体而少变通，从而使史体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后世史家的创造性。以纪传体正史而言，刘知几之后，史家多沿袭旧法，很少创造精神。诚如章学诚所言："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① 《史通·自叙》浦氏案语。
　　①这种情况当然不能由刘知几来负责，但刘知几批评史迁通变化，肯定班氏守绳墨，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确实是肯定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扼杀了创造精神。
　　① 《文史通义·书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