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表、志
如所周知，表、志二体是纪传体史书中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这两种体例也有系统评论。《史通》设有《表历》和《书志》两个专篇，是讨论表、志比较集中的文字，在其他的篇目中亦常有涉及。如《六家》言"书表以谱年爵"，《二体》言"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靡失"，《载言》言"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等等，这说明知几对表志还是相当重视的，特别是他肯定了其谱列年爵、总括遗漏的作用。
首先，他对纪传史设表发表了系统的意见。以为"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②看来，他对纪传史设表持否定态度。当然，这里不是泛论所有的表历，而是专论作为纪传史组成部分之一的表历。"载诸史传，未见其宜"，意见非常明确。道理何在呢？他研究古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尚简要，语恶烦芜"，因此"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③这是刘知几主张纪传史不必有表的理论根据。以此为标准，他批评司马迁《史记》列表造成烦费：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
知几的话并非没有道理，讲的也多属实情，但是他看到了"烦费"的一面，而忽视了执简驭繁的一面，刘知几未能详考《史记》十表的义例，故立论不确。司马迁十表，用以反映历史发展的线索和阶段性，非常集中地体现了其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表同纪传是有重复之处，但它同纪传相为出入，足① 《文史通义·书教下》。
② 《史通·表历》。
③ 《史通·表历》。
① 《史通·表历》。
可补纪传之未备。"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②有时，知几也看到了表的积极作用。他在《史通·杂说上》高度表彰司马迁创表的功绩。他说：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此论颇接近史迁创表原意，司马迁曾说："并时异世，年差不等，作十表。"①这一观点就是刘知几理解的"表以谱列年爵"。
我们未必就断言刘知几对纪传史立表看法自相矛盾。立表自有利有弊，我们不能要求知几所言完全一致。有人说外篇《杂说》诸篇可能是知几的读书札记，不管怎样，综合观之，知几在《表历》的专论应能代表他的观点，于此，他对纪传史设表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在《表历》中，他除了批评司马迁史表烦费外，又说读者于表多是"缄而不视"，因之在实践上"表"就成了"无用"之物：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
这话说的显然是偏激了。且不说后人"《史记》一书，功在十表"②的评论，就说知几之前的刘勰也对十表、八书有着简明的评论："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③由于知几立意否定《史记》创表，故进而批评班固《汉书》和《东观汉记》"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然而他又这样指出：必曲为铨择，强加引进，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何者？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
他同意保存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以为这种表可以统其时，这种见解可谓通达。不过，他认为"两汉御历，四海成家"的条件下，就不必"表其年数"了。看来知几对表的作用是经过认真研究，只是他对表同纪、传的"相为出入"不曾深入思考，其实表的大用尤在于济纪传之穷，知几对此没有看到。
知几对班固的《古今人表》的批评重点是说它"不知蔚裁"，这是从断限的角度提出问题的。《断限》篇说《汉书》"纪传所存，唯留汉目；表志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郑樵《通志·总序》。
③ 《文心雕龙·史传》。
所录，乃尽牺年。"这话还是批评的对的。《汉书》既然断汉为书，在断限上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定。不过，《汉书》的时限处理也确实是一个一时难以处理好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志。还应该看到，班固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精神，这一点，知几没有给以理会。唯有崔鸿《十六国春秋》的表得到刘知几的表扬。他说："崔鸿著表，颇有甄明，比于《史》、《汉》群篇，其要为切者矣。"①这是因为五胡十六国时期，"不附正朔，自相君长"，这同"春秋、战国之时，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世"的背景相似，因而可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可见，这种看法是可取的。
总之，刘知几对纪传史设表的批评意见不无可取之处，不过从基本倾向说来，他对表的作用的认识较为肤浅，他发表的看法也过于偏颇。
现在再说书志。史迁创例，撰成八书，以纪典章制度，班固改书曰志，恢宏此体，撰成十志，尔后纪传诸史，代有仿作。此类著作，提供了研究我国历代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丰富材料，书志一体，也有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这是概括八书的内容及所作缘由。及班氏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内容翔实，则远胜八书。然纪传史之书志一门，"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史，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迫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缺遗，则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
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①《通典》为史书体裁开辟新天地，此后，继作纷出，形成中国历史上丰富多采的典章制度史。
这是治中国历史的人不能忽视的文化典籍。
刘知几对纪传史书志一体也有着相当清楚的理解。他说：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史籍，出于三礼。及班、马著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