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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指出系主任刚才开玩笑说中国人的聪明是五花八门的这句话是不妥的。因为在哈佛大学考试作弊的有各国学生，怎么可以因为一个中国留学生考试作弊就拿所有的中国留学生来取笑，这样话是不公正的。说到这里，我瞟了那个系主任一眼，他面露尴尬之色连忙解释说他不是那个意思，希望我不要见怪。
顿了一下，我又说：“我同意委员会成员所讲的明轩的考试作弊严重违反了校规，但鉴于明轩在向我咨询中，表现出十分深刻的悔意和认识，我不同意就此将明轩从哈佛大学除名。那样做有些过分严厉，所以我请求委员会能给明轩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那位系主任听了我的发言，一改刚才那副谦恭的样子，不客气的说：“先生，我想提醒你，哈佛大学每年都会因为各种缘故开除一些学生，单我们系去年就有两个学生被开除，其中一名是由于考试作弊。她也是一个外国留学生，还是个女孩子，结果照样是哭哭啼啼地从哈佛走了。你不能因为自己是个中国人，就为你的同胞辩护，要求得到特殊照顾，那样做是不公平的。”
说完他得意地坐下来，看我能怎样答复他。他的话立即得到了几位与会响应。
面对他咄咄逼人的攻势，我不紧不慢地回答说：“系主任先生，我很理解您想维护哈佛大学校规的用心，我也相信您是一个很公正的人。但我想提醒您，我们在考虑怎样处分一个学生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他所犯错误的性质，还要考虑他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及改正的决心。明轩在与我的咨询中，对自己的错误行径做了深刻的检讨，并表示要痛改前非。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将他扫地出门。毕竟我们处分学生的根本目的是要使他从错误中吸取教练训，振作起来，而不是让他们没有机会改正错误，永远生活在阴影当中。这与他是不是中国人毫无关系。如果是个美国人学生来找我咨询，他若能够深刻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我也会照样替他争辩的。“
“不过不可以的，”那位系主任连忙插嘴说，“哈佛大学的校规不能制造例外，那岂不是对以前受处分人的不公平吗？
“规定都是人制定的，”我回敬道，“我们现在生活在20世纪年代，学校管理的趋势是人性化、个体化。我们要对学生的本性表现出更多的尊重与信任，而不是更多的蔑视与不信任，不然，还要我们这些心理咨询人员来做什么？”
“不行，当初老肯尼迪来替儿子求情时，普西校长为了维护哈佛的尊严不惜得罪他，现在怎么能因为你几句花言巧语就改变了这条校规呢？”那个系主任仍不甘地争辩道。
“时代变了，我们总不能抱着老皇历不变吧？”我接着说，“说实话，如果爱德华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如果他有了十分深刻的省悟，我也一定会力请哈佛大学收回成命的，因为我们处分学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而使学生接受教训并更好地成长，才是目的。况且明轩并没有在考试中作弊，只是在后来骗分。”
“明轩是没有在考试中作弊，但他后来的举动构成了作弊行为，这与在考试中作弊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应该受到必要的惩罚。”那位系主任又说。
“我完全赞成明轩应为他的欺骗行为而受到哈佛大学的必要处分，但我不认为将他从哈佛除名就是最好的处分方式，这无利于明轩的个人成长。”
“不行，哈佛大学由来己久的规定不能就这样被破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