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赫的“六法”、姚最的“心师造化”与克利的
“绘画不应该描绘看得到的东西，而应描绘看不到的东西”应该属于认识论范畴。
即艺术家如何挖掘自我内在的精神，如何使个人的认知转换成精神性的艺术作品，
这是认识论问题，也是艺术家的态度问题。然而谢赫的“六法”，自元代后基本成
了方法论，艺术家追随的是如何将“六法”成为具体的艺术概念，甚至具体的艺术
形式，这自然是一种智的表现，但同时失去了真正的思辨力。所以元代后中国画显
示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到了清朝更加严重，出现了所谓的“正统派”画家“四
王”，强调“笔笔要讲来历”，离不开古人。主要的原因就是思辨力的休眠，造成
大多数艺术作品十分的相似，而今天的学院派艺术，在本质上也是同一个问题。
中国艺术一再地出现这种守旧和僵化的文化态度，在思辨上就是倚重方法论，
并往往把原初的认识论转换成具体的方法，这是中国文化方法论优先的结果。因此
面对同样的哲学概念，例如“心师造化”，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就会形成不同的结
果。正因为如此，“心师造化”在现在看来仍然具有相当的现代性，但始终没有催
生中国艺术在认识论上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