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针对北宋中期，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的弊端，专门写作了《平土书》和《潜书》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阐发了平土均田的理论，主张恢复《周礼》的井田制，抑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中小地主和广大农民的土地。
　　李觏继承了传统的"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的思想，认为吃饭问题是人民生计中最大的问题，土地问题是社会诸问题中的根本问题，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在于解决土地问题，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其他别的社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因此，解决土地的均平问题，是治国安民的根本措施。如果不抓住土地这个根本问题，而去解决别的问题，就是"不知其本而求其末"，是苟且偷安的治标之策。然而，土地所有在当时极端不合理、不平均，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诱发了种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贫民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富人虽有丁强，而乘坚驱良，食有粱肉，其势不能以力耕也，专以其财役贫民而已。贫民之黠者则逐未矣，冗食矣。"①结果造成土地荒芜，地力不尽，谷米不多，赋税锐减，民贫国弱。为了解决土地分配不均而造成贫富不均的这个根本问题，李觏反复论证了他的平土均田、抑制土地兼井、制止两极分化的思想主张。他说：生民之道食为大，有国者未始不闻此论也。顾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未，虽尽智力弗可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战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未耜，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未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古之行王政必自此始。吃食是生民之大计，土地为有国者之根本，不知道抓住这个根本问题全力加以解决，而弃本求未，抓住其他次要问题，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农民无土地而责之耕种收获，就如同使士兵空手而令其去打仗一样，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由于商秧变法，实行"废井田，开阡陌，迄今数千百年"②以来，造成了土地不均，而宋朝当时更是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这种尖锐的两极分化、对立，致使广大贫苦农民食不足，心不常。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即使是尧、舜圣君再现，也毫无办法。囚此，李觏明确提出"立法制，均土田"的主张，大声疾呼地要求平土均田。他以周朝的井田制，作为自己平土之法的理论根据，而具体申明了平土均田之论。他说：民之大命，谷米也。国之所宝，租税也。天下久安矣，生人既庶矣，而谷米不益多，租税不益增者，何也？地力不尽，田不垦辟也。周制井田，一夫百亩。当今四十一亩有奇。人无易业而一心于农，农时不失，农功不粗，则地力可尽也。既又赋之以莱，或五十亩，或百亩，或二百亩，课其余力，治其旷土，则田可垦辟也。经界既毁，王法弗复，然犹能者时出焉。在李觏看来，古代的土地制度，最好的是周朝的井田① 《富国策第二》，《李觏集》卷十六，第135-136 页。
　　① 《平土书序》，《李觏集》卷十九，第183 页。
　　② 《平土书序》，《李觏集》卷十九，第183 页。
　　① 《富国策第二》，《李觏集》卷十六，第135 页。
　　制，因为夏、商以前，记之不详，传之大简，"备而明者，莫如周制"，所以"行王政必自此始"，即实行"周制井田"。李觏的井田制，均田法，实质是对大地主阶级鲸吞农民土地的一种限制。
　　李觏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当时社会各种问题，特别是广大农民饥寒冻馁、痛苦万端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制度、剥削制度，即"土非其有"，"口腹夺之"。他说：吾民之饥，不耕乎？日：天下无废田。吾民之寒，不蚕乎？曰：柔桑满野，女手尽之。然则如之何其饥且寒也？曰：耕不免饥，蚕不得衣；不耕不蚕，其利自至。耕不免饥，土非其有也；蚕不得衣，口腹夺之也。锄耰未乾，喉不甘矣；新丝出盎，肤不缝矣。钜产宿财之家，谷陈而帛腐。佣饥之男，婢寒之女，所售弗过升斗尽寸。呜呼！吾乃今知井地之法，生民之权衡乎！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农；不耕不蚕，不饥寒者希矣。只有解决土地平均的问题，才能做到"耕者得食"，"蚕者得衣"，使人民丰衣足食，安稳常住，不背井离乡，逃亡失所，方可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在李觏平土均田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个重要思想内容。
　　（一）由于剥削阶级兼并土地，聚敛财富，敲榨盘剥广大农民，因而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对立。形成了一方面是巨产宿财之家，谷陈而帛腐，另一方面是佣饥之男，蝉寒之女，无斗升之粮、尺寸之帛。耕织者不得衣食，不耕不织者却是其利自至，真是一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在李觏的诗文中，只要有机会就暴露这种种人间不平之事。他无情地揭露了这种极端不合理性，有力地鞭笞了剥削阶级的残暴行径。
　　（二）产生贫富不均，阶级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土地所有制造成的。由于"法制不立，土田不均"，而使农民"土非其有"，因而出现了"富者日长，贫者日削"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在这里，李觏初步看到了产生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这个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解决贫富不均、缓和阶级对立的根本办法是平土均田。平土均田之后，人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收获，植桑养蚕，而使耕者得食，蚕者得衣，人尽其力，自食其力，促使游手好闲，不务本业的人，归之于农业生产这个本业，这样便可做到食足衣暖，免于饥寒冻馁。只有那些不耕不蚕的剥削者，才变成了"饥寒者"。这显然是一种"耕者有其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雏形。他说：天之生民未有无能者也。能其事而后可以食，无事而食，是众之殃，政之害也。是故圣人制天下之民，各从其能，以服干事，取有利于国家，然后可也。李觏关于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劳而获是众之殃的思想，虽然在当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想法，但是对那些不劳而食的剥削者的非法行径确实是一种警告、抨击。所以说是一种具有其时代意义的进步思想。
　　（四）与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相适应的是李觏提出了"人无遗力，地无遗利"和"人各有事，事各有功"而使"民富国强"的主张，他认为，这样做不仅能达到平土田，均贫富的目的，而且可以达到"民用富而邦财丰"① 《潜书》，《李觏集》卷二十，第214-215 页。
　　① 《周礼致太平论·国用第三》，《李觏集》卷六，第77 页。
　　的目的。因为这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务"，所以必须认真实行之。他说：言井田之善者，皆以均则无贫，各自足也。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必也，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一手一足无不耕，一步一亩无不稼，谷出多而民用富，民用富而邦财丰者乎！??若余夫、致仕者、仕者、贾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则是人无不耕。无不耕，则力岂有遗哉？一易再易，莱皆颁之，则是地无不稼。无不稼，则利岂有遗哉？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兴材征，以济经用。无情而自安，无贼于粮食，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务。虽关百圣，何以易此？既要平土均田，实行井田，又要人尽其力，地无遗利，就是说，只要广大劳动者有了自己的土地，并积极耕种收获，做到"一手一足无不耕"，人人都参加生产劳动，当官者也不例外，"一步一亩无不稼"，所有的田地都种上庄稼，这样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才是治国之上策，富民之根本。
　　（五）生产发展了，财富增加了，做到了人"足食"，国"足用"，就可以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因此，李觏强调人力的作用，不违农时，适时耕种，不靠自然的恩赐。他说：地利之食于人博哉！农既得其时，种既得其宜， 然且不熟者，水旱贼之也。水旱之灾，虽天所为，至于人力亦有可及矣。③李觏承认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生长、收成的影响，但是，他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毫无作为的，只要发挥人力的作用，亦可以战胜自然灾害。天有天的职能，人有人的职能。人们可以因势利导，修治沟恤，疏浚河道，蓄水排水，治旱救涝，这样做了之后，"虽大雨霖，其水有所渫，能为害者希矣。??虽久不雨，其水可以得能为害者希矣。"①李觏的人定胜天思想是合理的。
　　（六）尤为可贵的是李觏看到了物质经济生活对人们道德意识的决定作用。他在强调"生民之道食为大"，"谷米"为"民之大命"的同时，则强调"足食"则民安、心常，可教而善；反之，"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就是说，有了物质经济生活的保证，人民就可得而教，而讲究礼义道德了。这种物质决定道德的思想确实是光辉的。
　　李觏在其所著《平土书》中，对《周礼》的井田制作了美化之后，提出了自己的平均土地的方案，设计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蓝图。在这个方案中规定，除宅田之外，一夫给田百亩。王宫、贵族、百官占田都有定数，不准他们随意兼并土地，扩大田亩。国家要做到"以官地为沟途，不害民田"。平土均田不是空言，要落到实处。只有真正实行平土均田，使民有田可耕，有蚕可养，做到衣食自足，免除饥寒之苦，才能人心稳定，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以说："夫治民必先定其居处，而后可使之乐业也。"②而养民之本，乐业之基"必本于农"，即农业是生民的根本大业。"衣食之急"是"生人之大患"，故"仁君、善吏所宜孳孳也"。要勤勤恳恳，不断努力去办好农业之事，关心农民的疾苦。所以要"诚申命四方，以吏课为后，① 《周礼致太平论·国用第四》，《李觏集》卷六，第78 页。
　　② 《周礼致太平论·国用第三》，《李觏集》卷六，第77 页。
　　① 《周礼致太平论·国用第五》，《李觏集》卷六，第79 页。
　　② 《平土书》，《李觏集》卷十九，第200 页。
　　以农政为急，劝农之官，交举其职，时行属县，问民疾苦。土田垦辟，稼穑蕃滋，百姓乐业而无冤人，则书以为功。反是则劾以为罪。或几乎农对不违而颂声可作也。"①在李觏看来，明君、贤吏的主要职责在于努力解决生民之衣食住行。开垦土地，种植庄稼，植桑养蚕，这是使民安居乐业之本。因此，明君、贤吏应当孳孳而为之。
　　李觏认为，由于"周之制"实行井田，而使民有田以"足其食"，树桑以"为其衣"，又能使"媒氏以时其婚姻，库塾以贤其子弟"。因此，他十分赞赏这种养民之制。因为天生万民，为民立君，是"为亿万人也"，不是"天命之私一人"。所以说国君的任务在于"养民"、"安民"，不是贼民、害民。这就要求国君"孳孳焉以安民为务"，而不能以天下万民之利去私其一人。李觏看到当时皇帝的荒淫无道，敲剥万民之财而私其一人的可耻行径，故有感而发。
　　李觏指出，由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实行"废井田，开阡陌"，使井田制度遭到了破坏，于是刮起了兼并土地之风，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祸患，造成了土地荒芜，情民增加，饥懂不断，赋税减少。他认为这是"以恶政恶吏困自养之民。"②因此，李觏极力主张恢复井田制。他说：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祸起，贫者欲耕而或无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有作情游，况邑居乎？沃壤犹为芜秽，况瘠土乎？饥馑所以不支，贡赋所以日削。孟子曰"仁政必自经界始"，师丹言"宜略为限"，不可不察也。李觏认为，恢复井田制，可以抑制土地兼并的恶性膨胀，缓和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为了恢复井田制，李觏提出了实施井田制度的具体步骤和做法。他指出，要想实行井田制度，"则莫若先行抑未之术。以驱游民，游民既归矣，然后限人占田，各有顷数，不得过制。游民既归而兼并不行，则土价必贱。土价贱，则田易可得。田易可得而无逐末之路、冗食之幸，则一心于农。一心于农，则地力可尽矣。其不能者，又依富家为浮客，则富家之役使者众；役使者众，则耕者多；耕者多，则地力可尽矣。然后于占田之外，有能垦辟者，不限其数。??富人既不得广占田而可垦辟，因以拜爵，则皆将以财役佣，务垦辟矣。如是而人有遗力，地有遗利，仓廪不实，颂声不作，未之信也。《管子》曰：'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②禁止游情之民、淫巧之民巧行未术，不务本业，使他们尽归于以农为本，一心务农，然后限制人们多占田地，规定占地限额，不得超出。这样做了可以使土地价钱不至于上涨昂贵，农民可以得到耕地，并尽心竭力地从事耕作收获。没有土地者，亦可以依附于富家，为之役力。除此之外，还奖励开垦荒地，有功者授予爵位。这样不仅可以堵塞"逐末之路、冗食之幸"，更重要可以做到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仓凛充实，颂声大作，否则便是人有遗力，地有遗利，仓凛不实，颂声不作。两相对照，孰好孰坏，十分清楚。李觏摆出两种不同事实，叫统治者选择。李觏指出，君主及各级官吏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计本末"，"强本抑未"，防止豪族地主兼并土地，无限占田，特别是要防止富商大贾"乘人之① 《安民策第十》，《李觏集》卷十八，第182 页。
　　② 《潜书》，《李觏集》卷二十，第218 页。
　　① 《周礼致太平论·国用策四》，《李觏集》卷六，第78-79 页。
　　② 《富国策第二》，《李觏集》卷十六，第136 页。
　　急"，"买贱卖贵"，牟取暴利，坑害民家，破坏民产。他尤为强调国君的主导作用，援引《管子》"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话，要国君关心民隐，做到与民、富民，不可夺民、贫民。李觏也十分痛恨那些贪官污吏，他们自称"为民父母"，实际上这些"父母官"却是"不计本末，罔农夫以附商"，敲骨吸髓的可恶者。官吏的贪占、贪官与好商的狼狈为好，相互勾结，敲剥农民，是祸乱天下的根源。李觏说：好伪恶物而可杂乱欺人以取利，则人竞趋之矣！ 岂唯愚民见欺邪？使人妨日废业以作无用之物，人废业则本不厚矣，物无用而国不实矣。下去本而上失实，祸自此始也。由于贪官与好商勾结，冒好习伪，以恶物欺人取利，而使人们竞相趋之，结果使农业这个本业荒芜，而末业却盛行起来，久而久之，必定招致祸患。因此他反复强调要强本抑末，厚本薄末。他所要抑制的"末"，是指被兼并而失去土地的"游民"和从事土地兼并、巧取豪夺、投机取利的商贾。李觏"强本抑末"的目的是要使这些人都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力，使国家富强，人民饱暖。所以他反对"弃本逐末"。他说："夫农人，国之本也。三时力耕，隙而讲武，以之足食，以之足兵。??若夫工商之类，弃本逐未，但以世资其用，不可无之，安足比于农人哉？抑其各有所统，工则统于司空，贾则统于司市，庶人在官者各统于其官府，其余皆然，虽不系于乡遂可也。??圣王敦本尚俭，虽有工贾必不甚众，庶人在官者亦有常数，其余益寡矣。"①李觏并非完全排斥工商业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但他们却不是"国之本"，而是"国之末"，这些人不可无，亦不可多，要有所统，而不可乱。然而工商业者，与农人相比较，对国家的贡献是次要的、无法比的，"安足比于农人哉？"因为"农人"是"国之本也"，所以要强本抑末。李觏生活在重农的国家、重农的时代，这个思想具有其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
　　① 《周札致太平论·国用第十二》，《李觏集》卷八，第86 页。
　　① 《平土书》，《李觏集》卷十九，第20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