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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对书志一书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研究，持的是分析的态度。这些看法还是好的。
知几着重分析了诸史之"天文""艺文"、"五行"诸志，意见颇多，其基本态度是力主删除。
如所周知，诸史的"天文志"保存了历代人们对天文的知识，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这是历代史家的卓越贡献之一。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人们对天文历法的知识有着一个认识发展过程，尽管史书的记载或有重复，或有遗漏，但基本上还是把人们的认识记录下来，这就是一个绝大的功劳。我们自然不应该以现在的认识水平去要求刘知几，但古代史家如司马迁等，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细心地加以整理记录，刘知几的认识不应该不如他们。
比如司马迁说："星气之书，多杂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①《天官书》是今知最古的系统、全面的天文学专著，它反映了司马迁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但知凡的认识就比较欠缺。他说：两晤百星，丽于玄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恒。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②这个立论自有其合理的一面，自然宇宙的变化同人类社会的变化相比，是相对不显著的。但是万物皆变，天也变，说今之天即古之天便不确切。退一步说，即使天不大变，人们对天的认识却一直在变，"天文志"是记载人们对天的认识，这是需要的。知几却以"今之天即古之天"为由，否定国史作"天文志"：但《史记》包括所及，区域绵长，故书有《天官》，读者竟忘其误，榷而为论，未见其宜。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晋，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苍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忘归、不知纪极。方于汉史，又孟坚之罪人也。
按照知凡的观点，一要把握断限，既然断代为史，就不能超越时限，他批评《汉书·天文志》及《隋书天文志》等，就是本着这一原则出发的。他明确指出："窃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这意见是不错的。所以他说："必为志而论天象也，但载其时慧孝氛浸，薄食晦明"等天变代异，不必要都去载天体星象。如袁山松《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和魏收《魏书》等专志本朝象变，便"多合时宜"，"贤于班、马远矣。"知几的这段论述也颇有道理。二是把握"史臣所书，宜其缀简"的原则。他批评晋、隋之志，"其篇倍多，流宕忘归"，即本此原则而发的。
再如艺文。《汉书》因刘散《七略》而撰《艺文志》，历代因之。知几评论说：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史通·书志》。
③ 《史通·书志》。
唯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未见其可。愚谓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习兹楷则，庶免讥嫌。
"宜除此篇"的意见不对，但"当变其体"的见解可取。知几评历代艺文志，亦明确两条原则。其一是"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以此衡之，历代艺文志"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②是"妄载"之弊；其二是"史臣所书，宜其缀简"，以此衡之，历代艺文志日趋繁富，尤其是《隋志》广包众作，百倍前修。
平心而论，《汉书·艺文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名篇，它是对汉以前学术文化的总结。清代学者王鸣盛引金榜的话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①由此可见其学术价值。
其后学者，祖述不暇，反映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随着书籍增多，目录学亦日益发达。《隋志》总结了唐以前学术发展的渊源流别，著录了书籍的流传情况，所谓"广包众作"，"骋其繁富，百倍前修"，正说明文化发达之盛况空前。可惜作为史学评论家的刘知几对这部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隋志》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不过，也应指出，知几所说的那种"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的现象也毕竟是书志著录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于目录学家来说，这重复的著录亦不无好处，它可以让人们掌握文献的流传情况。任何时代的文献都会包括两大部分，即以前流传下来的和本朝本代新撰的。知几肯定宋孝王《关东风俗志》的作法："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这不失为一种避免重复的好办法。这种办法，清人修《明史艺文志》就采用了。但光是如此，仍不能把握一代文献。因为每一代文献，相当部分是历史留下来的遗产。而这文献遗产的真实状况如何，并不是了解了前代的文献著录就能弄清楚的。中国的文化典籍历经劫难，不时散佚，要弄清楚一代文献的真实情况，只有靠当代学者的调查研究和著录，否则就困难重重。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汉志》、《隋志》及历代艺文志，正是这些书志为阐述中国学术文化、著录中国文化典籍立下了伟大的历吏功勋。至于在断代诸史中，书志之体如何把握时代断限，如何避免原委不明和繁复取厌，是一些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历史给史家提出了问题，刘知几以史学批评家的敏感发现了问题，并且把问题明确地揭示出来，这也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当然他没有找出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也不应该要求刘知几对什么问题都处理的尽美尽善。有精力的学者在条件成熟时便会去想法去解决它。就在刘知几困惑不得其解的时候，他的第四个儿子刘秩或许就开始思考了。知几于开元九年（721）作古，刘秩于开元末完成《政典》三十五卷。据《旧唐书·社佑传》载：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
① 《史通·书志》。
② 《史通·书志》。
① 《十六史商榷》卷二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