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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暇推取，久之而
推者无所归，……久之而纳者不知其下自困。……延至万历初，势
穷当变。（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三）
财产的等级分类不以身分为差别，而以所有的多寡为差别，同书说：
正德中，…… （常州）富民巧为规避，人户消是参错，多有产
去差存者，讼牒纷纷，官民病焉。嘉靖元年……以家货富大及丁田
居上者为上户，丁田数少家道颇可者为中户，丁田消乏者为下户。
（同上）
又引唐顺之与玉仪书，表示出赋役的变革是适应财产的转移，其中说到
嘉靖时“吾田已卖之某人，而某人宜顶吾差，……卖主以虚名编差可以无乱
乎定差之籍，新买主以实力顶差可以无累乎鬻田之人。” （同上）
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
嘉靖中……官田与民田犹自角立。嘉靖末则以官田民田并言
之，无复差别，……盖又法之变而加密者也。 （同上）
引“上元县志”：
嘉靖中， （官民田）均为一斗五升。……其更佃实同鬻田，第
契券则书承佃而已。……
正嘉以来，事日增，役日繁。……买者卖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
以各就其所利。于是民田减价出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并于细户者日益
甚。……维时一条编法已行于数省矣。
隆庆中，……计以官田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自认为己业，实与 民
田无异。而粮则多寡悬殊，差别有无互异。于是，……官民悉用扒
平，粮差悉取一则，革现年之法为条编。（顾炎武：“天下郡国利
病书”卷十四）
史称“一条鞭”法的优点，是因了租赋则例纷繁，不得不改为“官民一
则”。其实问题在于“私相典卖”。上书说到：
初官田粮重，民间白佃以输公赋 （租）而已。久之贫人贪餽，
改则以利鬻，富者得业，准劝以就轻。加以豪富隐漏，胥吏奸诡，
驯致兼并者安享膏腴，逋逃者哀鸣中泽，税粮虧额，里甲包赔。……
嘉靖壬子，……所部六邑，通行丈量，俾富而强者田必有赋，贫而
弱者粮无虚赔。……第惜当时……仍滋欺隐，兼以官民均为一则（即
指条编的先声），恩怨卒成二途。 （同上卷三十二）
不但官田已经由宫而民，屯田也由军而民，变化甚大。上书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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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中，屯田御史张监，以原额屯田多为豪强兼并（按上文言，
屯田可“私相典卖”），……佃买之田，概充募军承领之数，……
军民互讦，追夺纷纭。 （同上）
滁州的情况是“屯军……好出游服买，不治农。……甚者……阴受民货，
逐私买卖。”“泗州志”“屯田”条：“卫所之占种，旗军之复侵、盗卖。”
又说：
泗人毋论大小人户，专以买种屯田为利，取其价之廉也。而一买之后，
视之不啻若世业。然开垦修筑，殚力经营，若将谓生且息于其中，子孙可永
保而无失也。豪军旁伺，一见臂腴，不借口于同伍之绝业，则驾言于顶差之
额也，公然争夺。……不敢显言曰买，而必托为佃种以自解。（顾炎武：“天
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四）有一种城市居民中的新发户，叫做“寄庄户”，
上书说道：
寄庄户，则人非版籍（在里、甲、排之编外），徒以田产置在
各里而得名者也。其人成为流寓，或系都村，此等（人）通天下皆
有，而惟南都为最多。盖南有三十六卫及各衙门钦天监太医院等
役，又四方流寓之所萃聚，皆得置买田土。……然此寄庄皆富
室。……一条编未行之时，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
为大累，故富室不肯买田。……行一条编法，……“城中”富室始
肯买田，……至今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由富室买田
之故也。……富室不能自种，必业与贫民，……收一石，则入分五
斗。 （同上卷十四）
因为阶级关系的变化，粮长的选派也变做以城市富人为对象。“天下郡
国利病书”引“嘉定县志”说：
（明初）以殷实户充粮长，督其乡租税，多者万石（充之），
少者乃数千石。……当时父母兄之训其子弟，以能充粮长为之贤，
而不慕科第之荣。……细户得以父子相保，男乐耕耘，女勤织纺，
老死不见县门，故民淳事简。……永乐以后，渐用歲更；宣德初，
户部言粮长歲更，顽民玩之，故多负租，请如旧便。至嘉靖中，为
抑强扶弱之法，粮长不独任“大家”，以中户轮充。……轮充又（改）
以朋充，朋充有三四人、或五六、或八、九。……盖粮长既不论於
粮，而论家赀。家赀高下非有凭也，故每年夏秋之间千金之家无宁
居者。
国初里编老人一人，得参议民间利害及政事得失。……当时係
以殷实户充之。（其后）往往为吏胥求索有破产者。万历十三年，……
县有兴革之役，则用居民以大姓有行义者充之，事毕而罢。凡诸给
使，代以义民，义民者多市人也，习见官府之事。盖国家令有只应
巡攔，不得用殷实户，但用市人，乃知虑深远矣！（顾炎武：“天
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
因此，史称一条鞭法“不利于士绅，而齐民则称便矣。”
木棉桑麻的农业生产，也向私有经营方面发展，例如“湖（州）俗以桑
为业，而（茅）处士治生产，喜种桑，则种桑万余唐家村上”（唐顺之：“荆
州集”卷十六），“南阳李义卿……家有广地千亩，歲植棉花，收后载往湖
湘间货之” （张履祥：“近古录”卷一）。因此，农业生产物参与了国内市
场的流通，“吉贝则泛舟而粥诸南，布则泛舟而粥诸北”（徐光启：“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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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
第二、我们再从手工业和商业，来考察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解
体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的萌芽。
一、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东方封建社会生
产方式的广泛的基础。他说：“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
小农业和家内工业的统一形成的。在印度，还有以土地共有为基础的村落共
同体的形态；并且在中国这也是原始的形态。……由农业与制造业直接结合
引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节省，在这里，对于大工业的生产物，提出了极顽强
的反抗。”（“资本论”，第三卷，四一二——四一三页。）
这一精确的理论，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食货”二字的连称，即可以典
型地证明。食指农业，货指手工业，所谓“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
谓布帛可衣及金刀贝”（“汉书”“食货志”）。所谓“肆力耕桑为农”，
“钱帛之属谓之货”（“唐六典”）。这就是历代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
然经济，“农夫红女”的自然劳动分工。他们的劳动在极大的程度上表现出
经济和时间的节省，强固地束缚着自然经济的经营方式。租（农产物）调（手
工产品）的和两税 （农产物和手工产品分季交纳）的剥削制都建立在这样的
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