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病历中，性的问题将被公开而坦白地讨论，性器官与性功能有适当的、科学的名称。
在1895~1896年期间，我发表了一些关于歇斯底里的病源学观点和形成过程的观点，时至今日，我在这里提供一个详细的病例记录，用以证实那些观点。为了减少可能引起的问题，以免节外生枝，我特作此绪论，先对我采取的步骤和方法进行必要的说明。
我这些年的研究心得，还没有经过其他专家的验证，其中有些内容未免惊世骇俗。将其发表，的确有些草率。不过，我现在还要做一件同样草率的事，就是发表这些作为理论基础的资料。我肯定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比如我可能会被指责对病人的情况根本没有摸清楚，被指责为擅自将病人的隐私公开，侵犯了病人的隐私权，这些非议尽管借口不同，其险恶的居心却是相同的。因此，我干脆放弃了和解的努力，而对这些飞短流长不予理睬。
尽管我并不在意那些心胸狭窄的人的恶言批评，但病历的发表仍然会带来一些问题，这问题的一部分是技术性的，另一部分则是社会性的。因为，如果歇斯底里病的病因源于与病人非常亲密的人，而这个人与病人的内心活动、性生活又直接相关，歇斯底里的症状是他（她）们长期被压抑的秘密的心理愿望的发泄，那么，对病历的公开的确就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他（她）们的隐私权。
要是病人知道他（她）们的治疗过程被拿去做科学上的用途，那么他（她）们便不肯开口了，而且要求他（她）们将病历出版也一定不会被允许。在此情况下，害羞而胆怯的病人首先会要求医生应有职业道德，并且声称，将他（她）们的病历公开对科学是无所助益的。但我认为，医生的责任，不仅在病人，也在科学，他对科学负责，也是为了以后遭同样不幸的许多病人着想。因此，只要不直接伤害病人，出版他自己所认为的歇斯底里原因与形成过程才成为医生的责任。如果在流言蜚语前退缩，而不是坚持真理，那样只是懦弱的表现。
我想我已经采取各项防止病人可能受害的措施。我挑选了一位住在偏僻城市的病人，她的人生际遇不在维也纳，因此维也纳的人不会知道她。我慎守她的秘密，只让一位医德甚获我相信的医生知道她是我的病人。我一直到她的治疗终止4年后，在听说她的生活有了变化，而且对有关事件与心理学问题兴趣渐趋微弱时，方才出版她的病历。我不用那些会引起非医学界人士注意的人名，并且只把这病历出版在纯学术性的期刊上。这样才能保证外行人不去注意。我当然无法防止她因看到自己病历而感到痛苦，但她自己也已经知道她不可能从病历中再知道什么，更何况，她会自问：除了她自己外，还有谁能知道她就是故事中的主角呢?
我明白，在这城市里面，有许多的医生(表面上也许很先进)，他（她）们会把这本病历当成爱情小说来消遣，而不是为了探讨精神病(Neurosis)的病理。为了让我出版的病历用于更严肃的学术研究，免遭这些医德败坏的医生的糟蹋，我在选择出版媒介时，即使受到特殊的限制也在所不惜。
在众多不利因素和各种矛盾的限制下，这本病历是我迄今为止完成的最成功的一部病历。在这本病历中，性的问题将被公开而坦白地讨论，性器官与性功能有适当的科学的名称，而纯洁的读者从我的描述中一定会相信我绝不会犹疑与人，甚至是与女孩子谈论这些问题。
我难道不会自我掩饰?我可以声明：我有妇产科医生的权利，而认为那些视谈论性问题为挑逗或满足性欲手段的想法，是种变态的好色狂。我只想借助一段话来表达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成功必须容忍这类抗议或声明的存在，但愿没有人因我的想法而指责我，让他（她）们去控诉这个时代的精神，因为它使我们达到一种轻浮状态，使得没有一部严肃的书能再得到保障而存在。”
我还要说明一种克服撰写这本病历的技术性难题的方法，如果一位医师一天必须做6到8个病人的心理治疗，而且不能动摇病人的信心，以避免影响自己对病情的观察，并不能当场做笔录，这种困难是相当大的。至今为止我还没想出如何记录长期病例的好方法，可是，就本病例来说，有两种情况有利于我：第一，治疗期限不超过3个月；第二，说明该病例的资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一个梦(一个在治疗中期，另一个在治疗末期)，梦的内容一开始我就记录下来了，因此，可以作为解释与回忆的线索。
这本病历其实是我在治疗完毕后写成的，因此，并不像录音那样精确，但由于我的兴趣，凭借我的记忆力，使这本病历具有了相当大的可信度。没有任何要点被删改，即使有些先后次序和叙述方式有所改变，但这些变更不但没有折损原意，而且使它更具连贯性，也更为通俗易懂了。
另外，我要特别指出本论文中的要点。它的题目本来是“梦与歇斯底里”，因为我特别习惯于说明梦的解析如何变成病历的一部分，以及它如何拾回失去的记忆和如何解释症状。
经过深思熟虑，我在1900年，率先从精神病心理学的角度，致力于对“梦”的研究，我将研究成果出版，并从它被接受的情形来推断出，目前其他精神病专家对“梦”的作用、含义等的了解程度是十分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反对意见说，作为论断基础的资料都被我隐蔽了，以至于无法证验它们，而不能使人相信其真实性，这种说法无甚意义。每一个人都能分析自己的梦，解析梦的技术，在我所举的例子与方法中是容易学到的。
我必须再次强调，“梦”问题的透彻研究，是用来了解歇斯底里与其他精神病的精神作用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步骤：想免掉这一步骤的人，是根本不可能获得这些知识的。既然此病历是为已有梦的解析知识的人而写的，它恐怕会使没有这种知识准备的读者失望。这类读者所得到的，不是启示，而是迷惑。因此，由于自己的无知，他（她）就宣称作者的看法是种幻想。实际上，这种迷惑也属于精神病本身，只有医生对事实真相的熟悉才能消除此迷惑。而要是想解释真相本身，迷惑将会再度出现，似乎只有我们成功地追踪每一种精神病的元素，回到我们已熟悉的时代，迷惑才能被消除。但所有迹象显示得恰恰相反，我们会被迫假设许多新东西的存在，它们不仅将成为可靠的知识来源，而且那些所谓新的东西总是会带来迷惑。
在所有精神分析的病例中，只有这本病例，才赋予梦，以及它们的解析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本病历在梦的应用方面似乎特别突出，然而在其他方面就不是很理想了。当然它的短处和被允许出版的环境有关。我曾经说过，对一个治疗历时多年的病例，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其资料。但目前这病例只历时3个月，我还可以记忆与复习，虽然，其结果仍有许多不完整之处。治疗还没如预期完成，病人就自动中断了。那时，有些问题甚至仍未探讨，而另有些问题则尚未完全予以说明；要是治疗工作继续下去，我们无疑能得到细节完整的病例。因此，以下我只能提供一个分析的片断。
读者要是熟悉分析的技术(就如《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所说明)，也许将会很惊讶，3个月竟然不能找到疾病的解决之法，自从《研究》出版至今，精神分析的技术已经完全革新，这种惊讶乃是不智之举。起初，分析工作从症状开始，其目的就在于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消除。后来，我已放弃那种技术，因为我发现它不足以处理精神病的细节。现在，我让病人自己选择治疗工作的题目，由此我开始追问他（她）那一刻潜意识层面的活动。但照这种做法，消除症状的工作便会变得很琐碎。因为它们为了成各种不同的内容，被分散到间隔很大的不同时期。然而，即使有这样明显的不利，新的技术仍然远比旧的优越，无可置疑，它是唯一有希望的。
面对我这不完整的分析结果，我不得不效法那些著名的考古学家，他（她）们幸运地将长久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零散而无价的遗迹挖掘出来。从我其他分析最好的例子中，我已经找到了所遗失的不完全部分。但就如同一位有良知的考古学家，我不会忘记在每一病例中交代：哪里是真迹终止的地方，哪里就是我开始假设的地方。
至于另外的一种不完整性，是我自己有意引起的。原则上，我不将病人联想的解析过程发表，而只发表解析结果。所以除了梦以外，分析的技术只是在少数地方被披露。在这病历中，我的目标是说明精神病的详细形成过程及其症状的来源，如果我同时兼顾其他工作，那将无疑会带来混乱，最终将一事无成。在粗糙的技术规则被适当地修正之前，从许多病历中搜集资料将是一种必需的步骤，然而，在本病例中，技术步骤的省略所造成的表达的障碍并不足以影响大局。严格地说，这个病人并未引起最困难的技术问题，这是因为“转移关系”这一现象在短暂的治疗过程中是不会成功地产生的。
有关第三种不完整性不是病人或作者本人所造成的，相反的，它指出，一个病历，即使完整无缺或无懈可击——也无法解答歇斯底里的所有问题。它不能对精神病的所有类型提供一个通用的解析模式。这样对单一个病例有过分的期望是不公平的。任何人要是从来不愿意相信精神性病源论的适用性——对歇斯底里也不例外——必然也就不会相信从单一个病历中所得到事实。那么，他最好将自己的判断悬置起来，直到他自己的研究成果证实了他的判断，从而使他确信(弗氏1923年的附注)，本论文所记载的治疗工作在1899年12月31日中断。我对它的思考所得在紧接其后的两星期内写下来，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经过20年不断的研究，我对它的看法自然有所改变，可是若有意修改并补充以便使它“跟上时代”，显然也是荒谬之事。所以基本上，我仍保留其本来面目，我只改正一些疏忽以及英译者史氏夫妇(James Strachey)提醒我的错误。我所允许添加的说明，我已经加入附注中；因此，读者可以假定说，除了与附注相反的见解外，我仍然相信本文中的看法，医德上的问题——我已经在绪论中讨论过——并且牵涉到其他的病例；其中有3个已得到病人的同意(例如小汉斯(Hans)，和他的父亲的病例)，至于第四个病例(许氏Schreber的)，则分析的题材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他写的书，杜拉的病例至今仍然保守着有关的秘密。我已经没和她接触了，不久前，我听说她得了别的病，并且告诉她的医师她曾被我分析的秘密。这件事的公开使我的同事知道她就是1899年的杜拉，那时她所接受的3个月的治疗，只有减轻她内心的挣扎的效果，而不能防止她以后的病。然而，对于精神分析的治疗术而言，并没有一个公正的评判可指责这种结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