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撰成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完成了统括史志的历史任务。
　　从事物变革的一般规律来看，一种旧的体制在前人的基础上达到尽美尽善的程度，也将是它的缺点、问题暴露得最充分的时候。在这时候，继瞳前业并非十分困难的事情，而敢于对旧体制发起批判，其意义或许更大一些。
　　没有这个批判，就不会有新体制的诞生。我们欢迎在中唐时期杜佑《通典》的伟大创作，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重大史体的建设，但这一伟大建设难道不是在刘知几对旧体制批判的基础上，从而引起史家的思考、关注，才有了杜佑的这部书吗？我们惋惜的倒是旧传统旧体制的习惯势力太强，刘氏以私家著述，影响不够深广。结果是纪传史书志与典制体专书并行，一个在老传统的路子上继续走下去，一个是规范着新辟的道路。
　　这里我们可以同班固的断代为史的创举加以比较。司马迁撰《史记》，贯通古今，不以朝代为限，是为通史。其后刘向、刘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衍、扬雄等十余家，沿着司马迁的通史路径"相次撰续"，至班彪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便改弦更张，断汉为书，撰西汉一朝历史。这中间，班彪犹如《隋志》作者，把旧体制发展到较为完善的程度。
　　班固犹如杜佑，改创新体。我们可以说，没有刘知几的对纪传史书志的批评，也就不会有典制体专史的诞生。从这一观点看，刘知几的批评是颇有价值的批评。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问题、矛盾揭示的愈深刻，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愈明朗，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史学亦复如此。杜佑是位政治家，他特别关注的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尚未留意于文献，至郑樵撰《二十略》，有《艺文》、《校雠》、《图谱》等略，其文化典籍的著录就相当完备了。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仍《通典》旧例，详加增补，《经籍考》便是增补的内容之一。这说明一个问题的解决总要有一个过程。从提出问题、解决间题的全过程中，每一步都体现了人们的贡献。
　　也应该指出，不能认为刘知几只是对书志提出批评，而没有一些肯定性的意见。这些肯定性的意见曾给后来史家以有益的启迪，或者被吸收。这是不应忽视的。知几说：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日方物志。
　　他相当详尽地阐述了都邑、氏族、方物的重要性，以为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宜各撰方物志，列于食货之首；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总之，"盖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实为志者所宜先，而诸史竟无其录。"②知几倡议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发展的反映。大量地理书的出现，为"都邑志"的编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魏晋以来谱学的发展，又为"氏族志"的撰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凡此诸书，代不乏作，必聚而为志，奚患无文。"③知几就三志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作的论述是很有说服力的。用当今的眼光来看，研究都邑、氏族、方物实是研究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内容，立三志意见的提出说明① 《史通·书志》。
　　② 《史通·书志》。
　　③ 《史通·书志》刘知几研究历史的视野的开阔，说明历史研究从王朝政治兴衰向社会领域的延伸和深化。可能是知几的启发，郑樵撰《通志·二十略》，就设有《都邑略》、《氏族略》、《金石略》和《昆虫草木略》等。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知几关于国史结构的评论内容丰富，创见颇多，是其史学评论的重要部分之一。历史地看问题，尽管刘知几的评论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甚至他有时曲解了史迁的原意，但他经过如此全面而系统的评论，还是就纪传史体例结构进行了大体符合实际的概括和归纳，可以说体现了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的共识，也指导了唐以后纪传史的编撰，仅从这点来看，他的贡献也是非常之大的。刘知几最明显的失误之处是对司马迁的《史记》，从指导思想到通史编撰，缺乏深入体察，这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