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传播刚刚开始，《大同书》和《仁学》这两部杰出的著作都还 
没有公开刊布，“旧学”的维护者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已经急急发表《劝学篇》 
 （1898年春），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封建文人叶德辉编印《翼教 
丛编》，极力攻击康有为、梁启超等“离经悖道”的见解。但维新派也并不 
是主张舍“中学”而就“西学”的。在学术思想上他们也同样的是以封建学 
问为主。戊戌变法《定国是诏》中明言“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 
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和 《劝学篇》的主 
旨没有性质的不同。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更是明定“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维新派所谓“新学”对封建主义文化妥协 
性质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守旧派连这些改良主义的主张也不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