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和皇族地主以及豪族地主有血缘关系， 
而且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马克思说：“那些家庭公社是奠基在家庭手工业 
上，在手织业、手纺业和用手进行的农业底特殊的结合上，这种结合使它们 
都能自给自足。……这些淳朴的村社不管外表上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 
终一直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坚固基础。”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 
克思论印度”，人民出版社版，一三页。）恩格斯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分 
析。 
     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和自然经济相联系着的家族、乡曲、乡里的组织， 
从汉末的“部曲宗族”起，劳动组织都和农村公社的组织紧密地依靠在一起， 
唐代白居易的“朱陈村”一诗形容这种情形最为典型。宋代人还对于“谱系 
不具，义分不联，贫富异居，耕商异业，流居寓处，人渐睽疏”，以为是坏 
的现象。皇族土地所有制和豪族土地占有制的形式，实以这种公社的小农制 
为基础。通过列宁所说的“警察式的官僚的方法”，这种封建经济更加巩固 
起来。中国历代的闾伍、三长以及乡社或保甲的制度就和土地租税的剥削关 
系相互联锁着，没有三长制就难统治均田制之下的“匹夫匹妇”，没有保甲 
法就难统治二税制之下的“各色人户”，没有乡里公社的所谓“田里”和“桑 
梓”的组织，就难巩固豪强地主的统治。列宁说：“农村公社的外表上的均 
平性只是隐蔽了公社内部分配的巨大的不平衡。” （“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底 
土地问题”，载“列宁文集”，第三册，三四页。）豪族地主就是建立在这 
样的不平衡上面的。被宗法公社所维系的地方独立性及其血缘的关联性，从 
全国来讲，正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依据这样的基础，我们可以考察历代的 
农民战争。据恩格斯分析，农村公社曾经超过这样作用，使农民战争的起义 
规模扩大，这是一方面；同时另一方面，镇压农民战争的地主武装，从统治 
阶级绞殺赤眉、黄巾以至太平天国一系列的运动看来，也是利用了宗法公社 
的组织编制，以分化农民的队伍，刘秀、曹操以至曾国藩的地主武装的组织 
都不是偶然的。 
     三、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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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解体过程，没有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关 
键在于，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 
中未能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这即是如马克思说的，既为旧的所苦，又 
为薪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参看“资本论”序言）。资本主义要 
排斥身分性的人格依附，然而封建主义的顽强传统又要维持这样的人格依 
附。这就是问题，这就是矛盾。对于从明代以来的这种新旧矛盾，我们既不 
能割断历史，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顽强传统的历史，如上面所述的，又 
不能忽视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否定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资本的原始形态是商人的和的财富，然而资本的形成却以自由劳 
动者从农业的分离为前提。依据列宁的分析，这样的分离过程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在农村市镇中的分离；第二阶段是城市手 
工工场业的独立形成；第三阶段是城市的大工业的出现。与这样的阶段相适 
应，逐渐形成以至建立国内市场，逐渐由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发展而为近代 
资本家，逐渐由农村分离的手工业无产者发展而为近代的自由劳动者。我认 
为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有些情况是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的。 
更正确地讲来，因了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某些地区居于第一阶段，某些 
地区正走进第二阶段，某些地区依然没有走进第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