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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在《史通·辨职》篇中，刘知几论述史学家职责，析为三等：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缺，复何为者哉！
　　在这里，把"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视为上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刘知几论史学社会作用的根本见解。而"编次勒成，郁为不朽"和"高才博学，名重一时"亦是史学服务于社会的途径。如以史才三长论之，其中"编次勒成"，强调的是"史才"，如左丘明、司马迁；"高才博学"，强调的是"史学"，如史佚、倚相。而"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强调的是"史识"。如以史料、史学论之，董南则是史官执简，据事直书的史料工作，后两者倒是趋近于史学。南史、董狐，据事直书，敢于彰善贬恶，这是史家有卓越史识的表现。刘知几给予高度评价。如此看来，他并不看轻史料工作，而且相当重视史料记载，以为这是史学工作的基础。他认为，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即没有史料记载，那么就会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这说明，史料记载是史书流传的客观条件，无史料则无史籍，更无史学。而史籍叙事的繁简、详略程度也完全取决于史料的多寡。他认为往古史册所以简略，近世史籍所以详审，盖由于史料记载的多寡不同。他说："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同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于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缺如。且其书自宣、成已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①至于西汉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乃因汉天下一统，收集史料方便。降及东京，作者弥众，世多髦俊。邑老乡贤，竟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总之，从史料采集而言，远略近详，这是客观情势使然。
　　史料多，史书自然亦多。
　　第三，刘知几系统阐明了史料跟史学的其它部分的辩证关系。这里主要指它同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历史文学的关系。这些见解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史才三长"论中。
　　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本是刘知几对史家知识基础的理论概括，是一个史家修养问题。刘知几谈论史才，主要指有关写作的方法和语言技巧。对史才的理解，我们不必过于拘泥。广义来说，史才包括范围甚广，搜集、鉴别、组织史料的能力是史才，叙事、记言、撰文的能力是史才，编次史书的能力也是史才。以上大都是指历史编纂学范围的能力。再想开点，也包括史识，所以刘知几说："史才须有三长"。这里的史才包括才、学、识。无论是狭义的或广义的理解，都与史料有密切关系。才、学、识的"学"，亦即"史学"，就是指掌握和鉴别史料的问题，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以及取得知识学问的能力和途径问题，即刘知几的史料学。史识是一个史学理论的水平① 《史通·烦省》。
　　问题。刘知几论史识，注意了史料的掌握和鉴别问题，注意了史书的编撰形式和方法问题，也注意了史书的宗旨问题。史家通识的观点贯穿在《史通》的全部理论中，是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灵魂。
　　史料学与历史理论、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犹如章学诚论事、文、义三者一体，义是灵魂，事是内容，文是形式。史料是基础，历史理论是灵魂，历史编纂、历史文学是形式。没有史料，便谈不上其他。而离开其他，史料也将变得无用。这些道理不言而喻，限于篇幅，我们就略而不论了。